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崛起，起决定作用的人是谁？

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崛起，起决定作用的人是谁？有人说是王稼祥，有人说是张闻天，也有人说是周恩来。那么，到底是谁呢？ 遵义会议（油画） 1935年1月1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——遵义会议召开。出席会议的有20人，其中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：毛泽东、朱德、陈云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：王稼祥、邓发、刘少奇、凯丰。 还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，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，五军团政委李卓然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，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。1月15日，夜色渐浓，大家吃过晚饭后，遵义会议召开。 会场就在周恩来卧室隔壁，王稼祥一直身负重伤，周恩来特意为他预备了一张躺椅，毛泽东和张闻天坐在王稼祥身旁。李德坐在门口，伍修权坐在李德身边。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，会议是由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主持的，其他参会人员都是随便找个凳子坐。 会议开始后，博古就拿出一沓纸，开始作报告。这次会议的议题事先已经确定好了，那就是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的第一阶段进行总结。博古在总结中，着重强调的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，却没有反思和检查“三人团”军事指挥上的错误。 博古的报告被称为“正报告”，也叫“主报告”，时间大约有一个小时。第二个发言的是“三人团”排名最后的周恩来，他作“副报告”。周恩来着重谈军事问题，他主动检查了“三人团”在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，并且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。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，“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，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”，李德的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“正报告”和“副报告”之间的根本不同。周恩来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样子，博古表示，希望与会者对这两个报告加以讨论。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沓纸，表明他今天做的报告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，写好了发言提纲。而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、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个人集体创作的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。张闻天思路清晰，表达准确，他的发言一下就震动了大家。 张闻天劈头第一句话就说，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！这句话把博古吓一跳，也完全打乱了博古对会议的把控。张闻天的报告持续了一个来小时，观点与博古完全相反，所以被称为是“反报告”。张闻天称博古的报告为机会主义，一下子镇住了博古。 李德听了张闻天的发言，大感震惊，紧张地大口大口抽烟。张闻天按照提纲发言，明明白白指名道姓批判博古，批判李德。他指出，博古，尤其是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，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李德个人包办，完全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，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。 李德完全没有丝毫自我批评，对军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见完全忽视，甚至采用各种办法压制。张闻天认为，在这方面博古犯有严重错误，因为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，但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，以及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，没有及时纠正，反而维护。 张闻天认为，对此博古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。张闻天的发言点燃了大家多日积压的对博古和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。李德黑着脸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硬着头皮听张闻天对他的尖锐批判。博古则埋头记笔记，张闻天的“反报告”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，是对他的彻底否定。 张闻天 毛泽东也在大口抽烟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他通常在会议上习惯于“后发制人”。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，他才发言。但今天他一反常态，张闻天的报告一结束，毛泽东就开口说话了。毛泽东手里也拿着几张纸，这纸上记着他听完博古的报告后，写下的一些需要批驳的观点。 毛泽东的发言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，特点是比张闻天的发言更幽默、更辛辣，所以会场不时爆发出揶揄的笑声。只有博古和李德没有笑。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用了三个精准的“主义”来概括：冒险主义，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。 毛泽东认为，打赣州，夺取中心城市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，这是冒险主义；广昌之战打成阵地战，堡垒对堡垒，这是保守主义；战略转移时，仓促突围，实行逃跑，这是逃跑主义。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，其他问题暂不争论。 这么一来，使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个会议的导向。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，层层剖析，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。如果从报告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来说，毛泽东的报告其实才是真正的“正报告”和“主报告”。毛泽东讲完了之后，王稼祥非常激动，他接着发言。 起初，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。大家都知道他身负重伤，就有人劝他不要参加这个会议，他回答，这是头等大事，比我的病更重要，我要坐担架去开会！王稼祥表态，一是完全赞同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，二是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。 王稼祥的第三点意见是，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，解散“三人团”。王稼祥的发言，对毛泽东形成有力的支持。几十年后，毛泽东在提起王稼祥时说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“关键的一票